董炯資料圖

　　新華社北京9月20日體育專電題：“脫了韁”的教練——退役世界冠軍董炯的新戰場

　　新華社記者沈楠 顧涓 鄭直

　　“我老是覺得我們（專業運動員）太早進入一個事業，又太早就退休了，但是因為年輕，可以從零開始，重新挑戰一個事業。在殘疾人教練員的任務上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新價值。”

　　——前羽毛球世界冠軍、現殘疾人羽毛球隊總教練董炯

　　（一）

　　董炯的羽毛球俱樂部靠近東五環，在姚家園路和朝陽北路之間。雖然遠離城中心，地名叫平房村，但屬于京城“新貴”區塊，方圓兩三公里有好幾個高檔住宅區。從門口的路和樓房的樣子看，俱樂部所在的朝陽區體育運動學校，是這個高速發展的區域里被遺落的一角。

　　這棟兩層樓房墻皮有些剝落，房頂上橫著三排名號，下層是“世界冠軍董炯羽毛球學校”，中間是“北京市朝陽區殘疾人體育運動中心”，上面是“中國殘疾人羽毛球訓練基地”，看樣子是隨著時間往上壘起來的。我們順著指引從側身小門走進這棟樓，在一大片羽毛球場地門口又順著指引穿過一條窄道，走進一間堆著桌椅、綠植和雜物的屋子，接著爬上一層沒有欄桿、掛著蛛網的樓梯，到了“董總”的辦公室。

　　辦公室的地面、墻面和樓下、樓梯一樣，都是灰色水泥面。靠墻的三分之一個屋子砌成了半高的魚池，養著大條大條顏色鮮亮的魚。董炯坐在中式桌子后面，和打球時候的照片相比胖了好幾圈。他身后的墻上用水泥砌了三層架子，擺著大大小小的魚模型和獎杯獎狀，細看下來，全部跟“錦鯉”有關。

　　他的左前方裝了一個顯示屏，后來我們才知道，那是用來監看樓下羽毛球場地的。這也是整間辦公室唯一和羽毛球有關的東西。

　　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，董炯一度是中國羽毛球頭號男單，曾排名世界第一，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獲得亞軍。更為人熟知的是1998年亞運會男單決賽，他不在巔峰期又傷病纏身，卻出人意料地擊敗如日中天的印尼名將葉誠萬。

　　看上去，他不愿再過多提及球員生涯那些榮耀的細節，“世界冠軍”的頭銜除了出現在校名里之外，就是和“國家殘疾人羽毛球隊總教練”的角色放在一起說。談這個話題，他滔滔不絕，完全展示了北京人典型的健談，高興時眉飛色舞，吐槽起來也是夠損。

董炯是亞特蘭大奧運會銀牌得主

　　（二）

　　董炯沒有去里約，羽毛球還不是殘奧會項目，所以這屆在半個地球之外舉辦的里約殘奧會，他還是個看客。但是四年之后，他可能將第一次以教練員的身份參加東京殘奧會。

　　他是在2014年10月的仁川亞殘運會上得知羽毛球進入東京殘奧會的。“現在說起來好像就是前一段的事兒，一細想這都2016年了。”

　　“時間過得太快，進了奧運會（殘奧會）就會想，我們有多少事情要做，這些運動員能不能取得金牌，因為始終也沒見到歐洲人，亞洲的都了解……”雖然已經帶隊參加過聽障奧運會、特奧會，但是對董炯來說，和奧運會共享一個舞臺的殘奧會，分量無可比擬，所以會由躊躇滿志而生緊迫感，又由緊迫感生出一絲焦慮來。

　　他一方面對第一次殘奧會的成績心里沒底，另一方面，覺得人才不夠。“沒有人，怎么辦？”

　　2010年亞殘運會之后，他琢磨自己找人，很快就在2011年春節付諸行動。“我們去的地方老遠，在山里邊”，但是他不說具體是哪兒，怕省里不高興他們把人弄走了。

　　“（我們聯系人）從當地殘聯的系統里打了個單子出來，有年齡，具體什么殘疾看不出來……有兩天是他們自己過來，什么類別的殘疾都有，還有打架手剁斷了的，我說這練不了，回頭跟我們這兒打起來了……后來我們就自己挨個去找。一天去不了兩三家，有一家最遠的，我借了一輛越野車，在山里開到沒路，下來哥們跟我說這是某某校長。我說孩子呢？他說一會兒就來，她家上不去，孩子得先走到這校長家。”

　　“過會兒小姑娘來了，當時是11歲，下雪，頭發一綹一綹的，小臉有點皴，紅撲撲的。我說找一石頭，扔一下，看出來她是非主動手折了，要是主動手折那肯定不協調，我一看這行。我說你拎個東西，（一看）有勁兒。院里沒多大，就說跑下山去，一小坡，蹬蹬蹬跑去了。行，就這么著了！”

　　“我當時就盯著人家，把電話要來，沒手機就家里電話，還有校長電話，都留著，一定得盯好了，因為當時覺得太難了，好不容易找個合適的。”

　　他們在校長家的柜子前合了個影，董炯從手機里找出來給我們看，小女孩正是他說的樣子。

　　“當時還有個聾啞女孩個兒特高，15歲將近1米8。到她家的時候她爸說，我們家孩子好養活，米飯弄點咸菜一吃就行。因為不要錢，生怕我們不要她。來了之后代表北京打了一次籃球比賽讓省里知道了，把人要回去了，我地方殘聯那哥們還被罵一頓，說他吃里扒外。（其實）我們從人家家里邊選出來的，你們都沒發現，練了一段才看上了……”

　　那次他選來五個孩子，給辦了手續在這里上小學。除了訓練，俱樂部管吃穿住，還派了生活老師盯作業。后來小學畢業了，旁邊97中的校長跟董炯私交好，也挺支持，這些孩子就去那里上了初中。現在又給他們找了個職業高中，學點技能。平時也安排他們幫教練遞遞球，給小孩發發球。用董炯的話說：“讓他們也鍛煉鍛煉，將來做個助理教練，也能給他們發點錢，至少有個退路吧，不然打不出來怎么辦。”

　　現在，常年住在俱樂部訓練的殘疾人有10個，有本地的有外地的。有個27、8歲的河北小伙子已經開始當教練了。當年照片里那個小女孩，這幾年爸爸去世了，媽媽改嫁了，她算是在俱樂部扎下了根。

　　訓練、學習、生活，董炯和俱樂部的工作人員照管起這些外地孩子的全部。他最初給殘疾人當教練的“簡單”想法，從自己去山里找人開始就脫了韁，發展成如今這事無巨細的“一條龍”。

　　不過，他不打算再從外地找孩子來俱樂部長期培養了，一是責任重大，二是事務繁瑣精力不夠，開銷也基本要靠俱樂部的營收來貼補；這些可能都還好說，但是現在的硬政策下沒法安排孩子上學，他就斷了這念頭了。

董炯奪銀淚灑領獎臺

　　（三）

　　這一攤子事的起點在2007年。一個母親帶著聾啞的女兒從廣東找來。董炯收了這個小姑娘在俱樂部練，后來因為女孩不適應北京冬天的干燥和暖氣，老是感冒發炎，就回去了。董炯從這個母親那里知道了殘疾人群體也打羽毛球，有全國錦標賽，還有國家集訓隊，但是場地、教練都有問題。他就沒有放下這事。

　　從沒接觸過殘聯，他就去翻當時還存在的“大黃本兒”。在黃頁號簿里找到中國殘聯體育部的一個座機號碼，就撥了過去。

　　“接電話的人正好是趙素京（時任中殘聯體育部副主任），我當時也不知道她是誰，我就說我是誰誰誰，聽說咱們系統里邊有個羽毛球隊沒有教練，我退役了，經營一個俱樂部，有球館，如果您這邊需要我當教練或者集訓的話我愿意做一些工作，我有條件。趙素京就說，非常高興你能有這個心思，我們也特別愿意，我們知道這個事了，有任務的情況下一定找你。”

　　一年多之后，在2009年5月的全國助殘日活動上，他和趙素京終于碰面了。他們一起到俱樂部看了看，然后就通知他當年有個聽障奧運會，讓他帶隊去，6月就在他的俱樂部開始集訓，這就算任命他為國家殘疾人羽毛球隊總教練了。

　　他很快發現，就算是“簡單地當個教練”也遠比他想象的要難多了。

　　“原來就接觸了那么一個小孩，后來我才知道特別的難，在溝通上。如果他們讀唇語可以的話基本可以不用翻譯，但是有一個習慣和理解過程，你說話太快他就理解不了。尤其是在場上，比賽的時候不能戴助聽器，所以他根本就聽不見你說話，有時候我習慣喊，但是喊了也沒用。后來就定做了個板子，一面是羽毛球場地，畫線路，一面寫上字，打哪兒，注意哪兒，就是這樣也不由自主地又說又喊。”

　　溝通有些費勁，而他又有強烈的獲勝欲望。他指指身后那些錦鯉比賽的獎杯獎狀，“包括弄魚這個事，只要是比賽，我就會問自己，為什么不能拿冠軍呢”？

　　“從2000年退役到2009年，將近十年沒有接近競技體育這種爭斗，但是自己一帶隊，就好像又回到了賽場，對他們的要求和期待都特別高。因為不了解世界水平，就覺得自己的隊員應該都能贏，后來發現不是這么回事兒。”

　　6月開始帶隊集訓，9月就比賽，8名隊員組成的中國隊拿到了女單亞軍、女雙第三、男單第三和團體前八。沒有奪冠，但已經是歷史性突破。

　　董炯說，他總是不自覺地把原來在國家隊的那種態度，包括對比賽的要求和對管理的要求，代入到這個新角色里。2010年廣州亞殘運會時，“每天神經緊張，凌晨三四點睡覺七點準起，飯也吃不下，一下子掉了十公斤，當時穿牛仔褲倍兒緊的褲腰后來都松了”。那次女單決賽，他甚至因為一個關鍵的誤判和裁判大鬧一場，一度想罷賽，在一幫熟人的反復勸說之下，才“顧全大局”，咽下這口氣。

　　這脾氣和較真勁兒叫人捏把汗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正是這種與健全人無差別的要求和態度，給殘疾人羽毛球隊帶來了深刻的變化。

　　已經升任中殘聯體育部主任的趙素京說，董炯帶的羽毛球隊紀律嚴明，隊員們在他這里不只學到了技術，更重要的是獲得了自信。有一點董炯沒提，但是趙素京印象深刻。她說，在訓練和比賽上他要求很嚴，但是對他們生活的關照又很細致，隊員稱他是嚴師慈父。

從未遠離羽毛球

　　（四）

　　在競技體育界摸爬滾打了十幾年，董炯毫不掩飾他對成績的重視。而身為殘疾人體育官員的趙素京，更看重的是他的帶動力和影響力。“（健全人的）世界冠軍、奧運冠軍這個群體要是關注并且親身投入到殘疾人體育中，有顯著的示范作用。”

　　董炯最初接觸的是聽力障礙，然后是智力障礙和肢體殘疾。認識各支隊伍，幾乎是從一無所知開始，他們的分類分級、訓練方法、生活狀態、心理特點，都需要下功夫去了解和適應。一頭扎進去之后，他便自覺地成了代言人，開啟了全方位的較勁模式。

　　“我內心有種不平衡，同樣是國家隊為什么差這么多，不管是條件，還是關注度、宣傳力度等等。”

　　廣州亞殘運會之前，他發現代表團有團服，但是沒有專業比賽裝備。“我一看大家五花八門的……當時每個人補貼的器材經費又少，還不夠買兩支球拍的，我說這樣吧，我去找贊助。”

　　然而并沒有一蹴而就，一個熟悉的品牌老總派的對接人沒顧上辦這事，到開幕前兩星期他急了。幸好當時勝利（Ｖｉｃｔｏｒ）北京地區的總代理是他以前的師哥，算得上火線贊助。“給的球拍都是韓國國家隊的同款，當時李龍大他們用的。后來他們又把加急印好字的服裝發到了廣州，我們才有了每人三四套衣服和鞋。那樣我們當時就很特殊。后來趙主任也好，別的人也好，就說董炯有招。”

　　面對媒體，他也較勁。當時有記者來采訪，跟他談前不久林丹在同一個場地贏得亞運冠軍，那是他1998年奪冠之后中國選手奪回闊別12年的男單冠軍。結果被他撅了回去。

　　“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群體也在代表國家打球，為國爭光，包括我自己，包括很多品牌，原來也不知道。這屬于推廣宣傳的問題。”

　　“有個《羽毛球》雜志，我跟熟悉的記者提了有這么個殘疾人羽毛球隊，能不能給個版面宣傳一下。在我看來，既然是國家級的雜志，應該是全方位的覆蓋……我們提供了一些材料，信息成績，他們基本都登了，但我還是覺得關注度很不夠。”

　　今年年初，央視給董炯和他的一些隊員拍了個體壇風云人物的宣傳片，但是他說：“健全人有那么多獎，殘疾人就一個獎……”

　　他當然知道商業社會的規則，但他不認為殘疾人就沒有商業價值，“他們只是需要機會”。

　　眼下的現實，是四年一度的殘奧會可能是殘疾人曝光度最高的一段時間。對董炯和他的隊員來說，這將是極為重要的機會。

　　“該較勁的時候就得較，尤其是羽毛球要進入奧運會了。”他非常清楚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成績是機會的敲門磚，但是對殘疾人而言，并沒有那么自然而然，在成績之上，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。（完）